《左傳》作為一部記載春秋250余年史事的編年體史書，是“十三經(jīng)”之一。《左傳》長于記事，古人稱贊它“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廣記而備言”，是“史之極”也，可謂推崇備至。除了史料翔實、辭義贍富之外，《左傳》還有著“其文緩，其旨遠”的深邃內(nèi)涵。魏晉時期為《左傳》專門作注的杜預(yù)就深刻指出，《左傳》具有懲惡勸善的思想意圖。人們在對歷史進行原始要終的閱讀中，就能真切感受到個人國家興衰榮辱背后存在的共性原因，從而在潛移默化的浸潤中循正道、守正義、知戒懼。其中，《左傳》極為強調(diào)廉潔之德，它提出的許多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是不刊之論，值得我們借鑒吸收。
廉潔是國家強盛之基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在總結(jié)歷史教訓(xùn)的基礎(chǔ)上，將廉潔視作最大的道德，將奢侈視作最大的惡行，指出廉潔是國家發(fā)展強盛的道德基礎(chǔ)。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在國家秩序解體的混亂之中，諸侯國的命運浮沉不定，有的崛起為霸主之國，有的卻國破家亡。在目睹不同國家的際遇后，《左傳》作者對廉潔之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廉潔不僅是對個體持身的具體要求，更是關(guān)系到國家的興衰成敗，由此提高了整個社會對廉潔的認識程度。
《左傳》記載宋國出于政治私心向魯國行賄，將本是郜國的大鼎獻給魯桓公，桓公為了炫耀新得的大鼎，將它放在了祭祀祖先的太廟里。對此，魯國的賢臣臧哀伯勸誡桓公，指出君王應(yīng)當(dāng)宣揚美德，作為百官的示范。太廟是神圣莊嚴的地方，但是在陳設(shè)上卻極其儉樸，蓋屋頂用的是茅草，做墊子用的是蒲草席，祭祀食物用的是味道寡淡的肉汁和沒有細磨的米，這樣的做法是有深刻用意的，就是為了宣揚君王的節(jié)儉之德，以此教育百官民眾。但是桓公卻將賄賂得來的貴重器物放在太廟里，這是“滅德立違”的行為，百官會跟著效仿去追求奢侈生活，那么最后等待魯國的就是官腐國敗的結(jié)局。在與桓公的對話中，臧哀伯總結(jié)出了國家衰敗的一般原因，他指出“國家之?dāng)。晒傩耙玻还僦У拢瑢欃T章也”，國家衰敗是由于官員行為不正，而官員行為不正是由于大肆接受賄賂。在《左傳》看來，魯國從國君到官員的失德敗壞、追求奢靡生活，正是魯國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另外一則例子中，《左傳》記載吳國夫差陳兵陳國時，令鄰國楚國深感威脅，在楚國大臣們?yōu)榇梭@懼不安之時，大臣子西冷靜剖析，認為夫差貪圖享樂，“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wù)”，夫差想要的東西一定要得到，玩賞喜愛的東西一定要隨身攜帶，積聚奇珍異物，盡享游觀玩樂，這是“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子西清晰地意識到雖然吳國看上去國勢強盛，但卻是外強中干，奢靡享樂之風(fēng)早已使吳國根基敗壞，不足以威脅楚國。
尊禮義、重民情是執(zhí)政者養(yǎng)廉之道
“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左傳》記載的是春秋時期的歷史，鮮明體現(xiàn)著這一時期典型的思想觀念，即全書強調(diào)以“禮”和“義”為核心的社會規(guī)范與道德原則。在《左傳》作者看來，道義是禮制的精神，禮制支撐著國家的政治生活，而政治最終是用來端正人民的。換句話說，“禮”和“義”在根本上都是為了使人民過上殷實又守禮的生活，這樣的思想同樣體現(xiàn)在對廉潔之德的認識上。《左傳》中大量記載了大臣勸誡君王應(yīng)當(dāng)守禮、體恤人民、不要沉迷于享樂的言論，反映出當(dāng)時賢明之士以禮義和民情引導(dǎo)君王克制欲望、培養(yǎng)廉潔品德的普遍做法。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臧僖伯勸誡魯隱公不要去棠地觀魚和季梁勸誡隨侯要愛惜民力的兩個故事。前一個故事是講魯隱公將在春天去遙遠的棠地觀賞捕魚，對此臧僖伯進諫道：“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凡是物品不能用來講習(xí)祭祀和軍事，它的材料不能用來制作禮器和兵器，國君就不應(yīng)當(dāng)去做。在臧僖伯看來，國君行事的出發(fā)點都應(yīng)當(dāng)是為了國家，而不能出于個人的享樂目的。如果國君聽?wèi){一己私欲任意胡為，就會驚擾百姓，這是“非禮”的行為，最終將導(dǎo)致亂政。在后一個故事中，隨侯認為自己祭祀時用的牲畜毛色純正且肥壯，盛在祭器中的糧食豐盛完備，他自信這樣的行為能夠取信鬼神，使鬼神庇佑自己打勝楚軍。聽了隨侯的話，季梁卻指出“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也就是說隨侯的祭品豐盛不過是人民挨餓、國君貪婪得來的，祝史謊稱這是國君的功德來祭祀，這樣的做法根本不足以取信鬼神。接著季梁指出：“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人民內(nèi)心不歸附國君，鬼神也沒有主宰，國君的祭品雖然看上去豐盛，又怎么可能求得福報？季梁最后提醒隨侯不應(yīng)當(dāng)只是追求國君一人之私利，而是要“上思利民”，引導(dǎo)國君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從而克服自己的欲望。
警惕欲望是個人持身之法
“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左傳》作者深刻地指出安樂就好像鴆酒毒藥一樣，不能夠貪戀，以此表明對享樂和欲望的高度警惕。“驕奢淫逸，所自邪也。”《左傳》進一步指出驕傲、奢侈、淫欲、放蕩四者極易腐蝕人的本性，它們是人走上邪道的內(nèi)在原因，因此在生活中應(yīng)當(dāng)時刻保持警醒，對自己嚴加要求，不可心懷僥幸、沉迷享樂。《左傳》為我們留下了許多仁人志士的光輝事跡，他們對自己始終持身極嚴、對欲望始終保持清醒認識，體現(xiàn)了高尚的道德人格。
《左傳》記載大臣敬仲請齊桓公宴飲，齊桓公喝得非常盡興。不久天黑了，桓公命令人點上燈繼續(xù)喝，但是敬仲卻辭謝說：“我只知道白天招待您，不知道晚上陪飲，不敢奉命。”《左傳》特意將這段對話記錄下來，表明對敬仲行為的高度贊賞，并進一步評價他“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認為敬仲只是用酒來完成款待國君的禮儀，自己并不沉迷，這是符合義的行為；不僅如此，敬仲還能夠引導(dǎo)君主節(jié)制欲望，這更是符合仁的行為。
宋國大夫子罕身上同樣表現(xiàn)出這種不為欲望所困的獨立品格。宋國有人得到一塊寶玉，想把它獻給子罕，子罕不接受，獻玉的人說：“我把這塊玉給玉工看，玉工認為這是塊寶玉，我才膽敢獻給您。”面對獻玉之人的懇求，子罕完全不為所動，清醒地說道：“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這是說子罕以不貪婪為寶，獻玉之人以玉為寶，如果子罕接受了玉，那么兩人都喪失了寶物，不如各人保有各自的寶物。子罕的言行體現(xiàn)了孔子“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的思想，是古人以德行節(jié)制欲望的生動表現(xiàn)。
